那天我送走你之后，在马路上走了很久。这么多天，叮咚，我无法想别的，也看不见别的东西，睁眼闭眼都是你。

你不久前生了口疮，痂脱落后在左边嘴角留下一小块粉白，让你无瑕的脸暂时破了点相。那是火气攻心，我的叮咚，我知道你为我着了急，蒙了羞，火气攻心了。你十三岁不到，我这个母亲都给了你什么？你走到离我三四步的地方就停住脚，不愿走近被网上骂成妖魔的我。是我把我们之间最后的距离填满的。我赶上前，把你抱入怀里，你的消极我立刻感觉出来了。你像一件物品，随我搂着，随我触摸，我以为你外表模样变化大，此刻我发现你内向的变化不可估量。

我的手停在了你的手上，摸出那手背去年冬天皴得多严重，现在皮肤质地都变了，指关节上长冻疮的地方皮肤加厚，那是退不下去的肿。有没有妈在身边，这手自己可以言说。问你想去哪里吃饭。你说随便。真是消极得让我心凉。以前在选择餐馆上，你是个小独裁者。我拉着你的手往前走，你的手消极地待在我的手掌里。我们在一家家餐馆门口站下，又打消念头，继续往前走。其实吃什么我比你还随便。山里的饭把我吃成了山里人，开胃口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饥饿，而看到你之后我脏腑堵得满满的：疚痛，疼爱，自责。

不久我发现我们母女俩坐在了一家肯德基的二楼。大众肚里的油水多了，吃肯德基的人越来越少，二楼一面墙是镜子，镜子里外都是我们娘儿俩。

“妈一直想带你出来，随你逛街吃餐馆。今天你说干吗咱们就干吗。”我说。无意中瞥见镜子里的女人胆怯地笑一下。

镜子里你的侧面真是个小萝莉。在这样一个小萝莉面前，成年男人自卑，成年女人也自卑。

“我下去买吃的吧？”你说。

“歇会儿再说。”

你靠向椅背，把脸转向靠街的那面墙，一排窗子，窗外的树梢，电线，一根树梢上还挂着几个月前春节礼花的纸屑，原本是红色，雨水使它们早已失血。那些都比我这个妈妈的脸有看头。我的女儿，难道你再也快乐不起来了吗？我真是罪恶滔天。

“律师来学校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我听着你，你声音里有一种乏，生活没劲无趣，让你乏了。十二三岁的孩子都容易乏，成年人的沉闷和蠢笨，让你们觉得够受的，但你感到没劲是有理由的。你分内的母爱给那么多高中生分走，总是先他们后你，因为他们要高考——你妈妈总是这样替他们说情。寄宿学校养大了你，现在你发现，那些高中生走了，母爱呢？你也没落下多少。

“他们叫我作证，用录音机给我录音。下礼拜一还要来。”你告诉我。觉得什么都没劲的孩子都是这张没有问答的脸。

“下礼拜一什么时候？”

“不知道。他们没说。”

畅儿的辩护律师正在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提供有利于减刑或重判的证据、证词。畅儿能不能保住生命，十三岁的叮咚操着一小把生杀权。叮咚你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妈妈的不满，从来没提我这妈妈当得怎么不像话，但你现在的没劲模样把什么都说了。律师们问你是否听见你母亲跟邵天一和刘畅的对话、争吵，你说听见过，但是没听清楚，因为正熟睡给吵醒的，你只听见妈妈压着嗓门叫喊：“把刀给我放下！”也许叮咚你听到的比我以为瞒住你的要多。

记得那时跑上来一个餐馆服务员，看看这娘儿俩，看看我们面前的空桌子，怎么看都有点不正常。

你说：“我去买点吃的吧。”说着你已经跑向楼梯口。

“唉，给你钱！”

你在楼梯口转过身：“我有。”

“买一套就够了！”

“知道。”

我的女儿，你知道妈妈成了个穷光蛋。

你下了两三级台阶，又回来问我：“你要喝的吗？”

注意到了吗？从我俩见面到现在，你只叫了我一声妈。可以想见，多少个夜里，你躺在学校宿舍的上铺，想着自己怎么会有这么不是东西的爹妈。我等你端来一份套餐，帮你摆好餐具餐纸，又看一眼镜子里的母女，女儿眉清目秀，鼻子是鼻子，下巴是下巴，气质不群，当妈的是不配有这么个女儿的。

“下礼拜一律师再来，你就告诉他们，你听见那天夜里的事了，因为邵天一家路远，谈完话你妈留他住在家里，刘畅找来，妈把他拦在门外，所以刘畅就在那时候跟邵天一结了仇。这事怪你妈妈。你就这么说。”

你抬起脸，看着我。这个女人在干吗？你已经没了父亲，或者说有的只是父亲的残渣，这女人还要把你母亲也灭了，为搭救她学生一条命？你眼泪流下来了。

“答应妈妈，嗯？你邵大哥走了，如果你畅哥哥也要走，你想妈妈还怎么活？”

你还是那样看着我：这女人铁了心了，她只想她的学生如何活下去，她怎么不想那之后做她女儿还怎么活？

我一下拉住你的手，你那寄宿学校学生的手，去年冬天有多冷，它们是见证，去年冬天当妈的缺席如何彻底，它们也是见证。叮咚，但愿人有来世，我能重新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怎么做妈，怎么做班主任。

“谢谢。我代你畅哥哥谢谢你。”

你的泪珠滴下来，滴在炸得又干又脆的鸡肉上。

“你尽量把责任往妈妈头上拉，你畅哥哥就不会被执行死刑了，明白吗？你放心，他们不会把妈妈抓进去的。妈妈是犯错，不是犯罪。然后妈妈会带你走得远远的，到边疆城市去，那些地方老是缺教师，缺妈妈这样有经验的教师。所以你别担心妈妈……看着妈妈！”

你被迫抬起脸，眼睛却还是不看我，眼泪流进你嘴里。

我瞥见了镜子，镜面玻璃是浅褐色的，里面浅褐色的女人也满脸眼泪。

你把吃了一小半的套餐端到楼下去了。我用餐巾纸擦干净脸，等哭相稍微平复，走下楼梯，看见你手上已经多了个纸包。我们的晚餐将是纸包里冷了的炸鸡。我发誓把欠你的爱都还给你，我的叮咚。我会找到工作，我会卖命地干活，整工干不了就干零工，一家家上门当家教。我在中学英语和数学都不差，捡起来给高考生补习绰绰有余。我恨透了的高考，它是年年发作的疫情，从首都流行到边疆，没一地可幸免，但现在我还得占它的便宜，从它之中榨取利益，为养活你和我自己。

出了肯德基之后，让我想想，我们去了哪里。我俩都恍恍惚惚，书店里浏览一阵，又在音像店泡了一会儿。我要的只是跟你在一块儿泡时间，因此带着你无目的地逛到了天擦黑。流浪妈和流浪女儿，拥有的就是纸包里冷了的炸鸡。我们不能去你外婆和外公家，因为那里常常埋伏着网络记者，最高院复审又让这案子成了媒体话题。走过牌楼街，又走半里路光景，我俩走进一个街心花园。我想不起我去山区之前这公园是否已经存在。城市和人都变化太快，相互迷失是经常发生的。你拖着两条腿，腿也感到乏味。晚饭时间人们都在餐馆和自家桌边，公园只有真流浪汉和我们这样的假流浪者。一个流浪汉带着一条大黄狗走过来。你拿出一块冷鸡肉，流浪者摇摇头，继续索要，不锈钢小盆伸得更近了。你掏出一个一块钱的硬币，放进不锈钢盆里。流浪汉带着狗走了。你索性打开肯德基的纸包，拿出中午剩下的午餐。油炸的鸡肉变成下一餐，看着就让人败胃口，难怪连流浪汉都嫌弃。我和你撕吃着冷硬的肉，我自嘲说，就算吃一顿野餐。吃着吃着，我便跟你交底，盘算不久到边疆城市的生活，头一步、第二步该做什么。首先该把我们在教师宿舍楼的房子出售，再把家具变卖，在陌生地方钱可以给我们母女壮胆。你呆呆地听着，腿慢慢地颠一下，再颠一下，不知你心里奏的什么调调。搁在过去我是会提醒你的：女孩子坐相要好哦。但此刻我不为难你。那条黄狗静悄悄地来了，坐相很好地在我们对面入座。它的眼睛随着我们啃冷鸡肉的动作而动，它主人没商量地替它回绝掉人类快餐，它是不认同的。我把啃了一半的鸡胸肉递给它。它叼着就跑，生怕我改主意。你忘了吃，盯着黄狗跑去的方向。两分钟后黄狗又回来想再领一份餐，你摸摸它的头，把一条鸡腿给了它。这回它不走了，趴下身子开荤。

你对它说：“狗狗你命不好，对吧？跟着流浪汉当流浪狗。”

我想，你跟在让人涂黑的母亲身边，太阳光都照不到你了。

但我说：“不见得，流浪汉拿它当宝，爱心有限，不过狗狗得到的是全部。”

流浪汉突然出现在狗身后，伸着一根指控的食指：“唉，你们怎么给我的狗吃那玩意儿？！又油又咸，想害死它呀？！”

黄狗丢下鸡腿骨，摇着尾巴跑回主人那里去了。流浪汉的狗不假，但规矩是好的。

娘儿俩对看一眼，交换的是欣慰。这狗命是好的，受到的宠爱和珍重是专一的，尽管是来自一个流浪汉。叮咚的妈也一样，流浪到边陲城镇，又穷又微不足道，但凡有一点好的，都是叮咚的，给叮咚的宠爱和珍重将是绝对专一，绝对独一份。

我提出要送你回到你外婆外公家去，你说你路熟，不用送。我明白你是怕邻居看见我。社会怎么描画我最终会影响你的，女儿。那么多人拿黑色给我抹呀抹的，抹得渐渐没了我的原样，你渐渐也就忘了我的原样，或者，你怀疑我的原样是不是原样。

公交车靠站的时候，你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个花布钱包，大概是你父亲给你的东欧风情纪念物。你匆匆从里面拿出一沓东西，使劲塞进我手里，钻入车门。公交车离站了，我想多看你一眼，可你的脸从窗口转开，宁可去看陌生人的脊梁。等车开远，我展开手心，看见你塞进来的是一卷钞票，面额大大小小。我赶紧给你打手机。

“给我钱干吗？！”

你听出我的羞恼，但不直接回答提问。“是我攒的钱。”

其中一定有你父亲给你的钱。背着我，他对你的大收买早就开始了。

我说：“那你干吗不自己留着？”

“你留着吧。”

在这里你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你把我这个妈妈看成了什么？是该可怜的人？可怜又可憎？我手里攥着你给我的那卷钞票，晃悠了一条街又一条街。我十点多钟才回到煤矿办事处。原先的招待所现在也给自己贴了两颗星，你外公的一个学生在这里当办事处副主任，因此我的房钱十分优惠。房客中有不少上访的，天天看见工作人员撵人，天天听见被撵出去的人骂街，毁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已经住了两个多礼拜。

住到第三个礼拜，礼拜一晚上，叮咚你的电话终于来了。我问你是不是按我们说定的跟刘畅的辩护律师提交了证词。你说是的。我放心了，说了声谢谢。你没有吭气，我问你怎么了，你还是不说话，我又替刘畅谢了你。又一秒钟的停顿，你疲劳地说：“挂了哦？”

我强打起精神笑笑：“没跟妈妈说晚安呢。”

“晚安。”

我突然看见床上的购物塑料袋。

“哦，叮咚，差一点忘了，我给你买了一件薄毛衣，明天抽空给你送学校去。”

“不要来！”

叫喊脱口而出，你恐惧而绝望。我明白我这个母亲你是宁可没有的，宁可不存在或已经死去。挂了手机，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旧卡其裤被两个膝盖顶出两个鼓包，浅蓝外套前襟上有一点油渍，剪短的头发无所谓地梳向脑后，我像是住在招待所里的上访人员，不，区别是他们心里有冤，有状告对象，而我没冤可诉，状告的只能是自己。没错，我比他们更不如，我是叮咚你的奇耻大辱。

是远离的时候了。

我给你外婆打了电话，谈了几句出售房子的计划，以及我在云南蒙自市找工作的进展。第二天是礼拜二，到街上吃了早饭回来，发现房间里站着个人。他一转头，原来是沈旭律师。一张拉长的大圆脸，既不道好，也不抱歉自己擅入我的房间。后来我知道他拿出律师证件吓唬前台，服务员打开我的房门让他进来了。看来我的住处并不隐蔽。

“你女儿推翻了上次的证词。”

啊？！

“昨天本来指望她进一步作证，或者把上次的证词细节化，知道她怎么说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沈律师见我摇头，颧骨一耸，淡淡的冷笑出来了。他手里出现个东西，一看，是录音笔。

开始一段无声，接下去沈律师劝说：“说呀……没关系，说错咱们可以重来……来，好好回忆回忆，就把你听到的看到的说出来，能说多少说多少，连不上也没关系……你听到什么了？”

沈律师把这种话说了两三遍，一个女声接上来，把类似的话用更婉转的口气又说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