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水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干吗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这是个带些贵气的模样。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手腕让我雇用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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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浪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