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儿们看着看着，一个个伸出食指，去拨弄那颗裸露的心脏。他们把心脏放到鱼的脸庞边，看着鱼对自己心脏瞪眼鼓腮，大张其口，都被这道奇观震住了。鱼一直在扭动身体，一会儿头尾着地，身子向上形成弯弓，一会儿是腰部着地，头和尾向一块儿靠拢。渐渐地，在那蓝、灰、褐色眼睛的追光中，那弯弓的幅度变小了。心脏却还在强有力地搏动，一下一下，搏动出鱼在水中的活泼自在；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跳了，它失去了鱼的美丽身躯为它遮体保护，在一双双眼睛的瞪视下，赤裸裸地跳动，是可悲的。可它跳得非常奋力，就在它死去的躯体边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跳，没有任何停歇的迹象。

男孩儿们去上学了，嘱咐老中国佬替他们保存那颗活着的心脏，他们放学之后来取。

当时十岁的我觉得莫名的不适。我希望鱼的心脏不要再徒劳地跳下去。它原本是为一个生命跳动的，是为了一桩使命跳动的，而它并不知道它的使命早已结束了，只是为了一些居心不良的眼睛在跳，在演出。

那颗心脏一直跳，一直跳。男孩儿们直到天快黑，水产店就要关门的时分才回来。老渔佬把心脏和鱼各放在一张油纸上，鱼的肉体外撒了层薄盐，男孩儿对不再感觉疼痛的鱼的遗体早没了兴趣，他们惊呼着围着外表已有些干燥变色的心脏，看它一起一搏，一起一搏……

我们家的一个洗染店就在这家水产店对面，我从七八岁开始，就会站在凳子上点查柜台上客户的衣物。这个傍晚，我看见三个白种男孩托着那颗赤裸裸的心脏走过去。这颗小小的中国鲤鱼心脏一直跳了多久，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颗裸露的小心脏跳动的情景，在我长长的一生中，不断从我记忆中“pop”出来，我不知道它向我喻示什么。它不断地“pop”总是有它的道理，它一定想让我明白它的寓意。可我一直不明白，因此它一直“pop”出来。有时我的眼皮下，我的太阳穴，我的脖子和锁骨交接的地方，都是它在一起一搏，它好像说，这意义有什么难理解呢？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在我和彼得对视而坐的时刻，我发现这颗小心脏就“pop”出来了，在头顶的灯泡钨丝里起搏，让我非常紧张、不适，让我无端地想到彼得和我，挣扎求生，也许注定不可逃遁。也许我们挣扎在一个巨大的掌心上，那掌心可以随时合拢，掌心上方一双双巨大的眼睛，射出惊讶、好奇、亢奋、狂喜的蓝色、绿色、灰色、褐色追光。我们赤裸裸的挣扎在这些眼睛的追光中是徒劳而可悲的，是他们一个短暂的娱乐。

整个犹太难民社区，两万多手无寸铁的肉体和心脏，在更加巨大的掌心之中，何况又不止如此，他们的上空，被蓝色、绿色的日尔曼眼睛，黑色的日本眼睛射出的追光罩住……

我和彼得常常在十一点以后约会。我这次在医院门口等到他，就来到这家不比壁橱大多少的咖啡馆。老板是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六十多岁，跟妻子把一个前自行车棚改造过来，摆上家庭式的桌椅。只有三张桌，但咖啡极好。

这天晚上我带了个好消息来，温世海把另一半盘尼西林的费用付清了。世海下午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在虹口公园门口见面，然后把一卷法币塞在我手里就走了。他现在已然是个身手漂亮的江湖侠客。我问他为什么让一个陌生人去彼得那里取药，还用手枪威胁，他说地下党人不能同时在一个接头地点出现两次。

喝咖啡是我和彼得最温情的时刻。我们常常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因为越来越坏的局势让我们不敢开口，一开口所有的温情就会荡然无存。法国人都在搬出上海，到处是卖房子卖家具的招贴广告，饥荒撂倒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店家早上开门开不开，因为门板外面躺着好几具皮包骨的尸体。关着门醉生梦死了好几年的租界已不存在了，处处有孩子在哭号，哭他们饿死的长辈，哭他们自己的饥饿，哭一觉醒来已被父母丢弃在行色匆匆的无数腿脚之间。

在我们温情的对视中，我们偶然会悠闲地讲讲不相干的事。

我们绕开最最敏感和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如何利用杰克布，再把他作废掉。宁静的暮夏夜晚，我们心事重重，但还是竭力维护它的宁静。宁静的对视和闲话中我们互相无声地问过：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

一切就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