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去非常正色。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马上摁一下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