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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是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气寒冷，莱姆一面回忆着自己的经历，一面收听NPR公共电台的广播节目。播音员嗓音浑厚，带着调频立体声广播特有的韵味，正在播报关于后天即将举行的花车游行活动的准备工作，在那之后还安排了庆祝仪式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本来，所有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但是由于“支持纽约”的态度压倒一切，所以这些活动被移到了纽约来举行，而观众和示威者将大量拥上街头，阻碍交通，使得华尔街周围那些安全神经本已十分紧张的警察更加如履薄冰。政界和体坛如出一辙：本来计划在新泽西举行的体育项目季后赛，现在也易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成为一场宣扬爱国精神的作秀行为。莱姆讥讽地想着，明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是否也会改在纽约举办?
真是今非昔比……
莱姆开始确信，其实他自己的劫后状态倒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他的身体状况和他所能看到的城市天际线高度的确发生了变化。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他的为人仍和以前一模一样：兼任警察和科学家的双重职责，缺乏耐心，易发脾气有时还令人讨厌，冷酷无情，对无能和懒惰的行为决不宽容。他从不因自己的残障而提出任何要求，也不抱怨，更没有计较自己的伤情但他决不宽恕那些违反《美国残障人士法案》的大楼业主，因为他在犯罪现场调查时一定会批评他们不合规范的大门宽度和残障通道的设置。
他正听着电台的新闻报道，觉得这座城市里有些人似乎陷入了自怜的状态，这让他颇为气愤。“我要写封信。”他对汤姆说。
汤姆是他年轻的生活助理，身材修长，穿着黑色的休闲裤，白衬衫，外加一件厚厚的毛衣莱姆位于中央公园西区的城区住宅有两个缺陷：供暖不足，隔热层老旧。汤姆正在为圣诞节的到来而进行有些过分花哨的装饰。他听到莱姆的声音，便抬起头来。他将一株微型的常青树放在桌子上，桌下早已放着一份礼物，不过没有包装：一盒成人用的一次性纸尿布；莱姆很喜欢这种摆法，觉得这样挺有讽刺意味。
“写信?”
他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认为照常进行自己的工作才是更为爱国的表现。“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我想，就写给《纽约时报》吧。”
“为什么不呢?”生活助理问。他的职业叫做“家政服务员”尽管汤姆说，替林肯·莱姆服务简直让他成为了一位“圣人”。
“我一定要写。”莱姆坚定地说。
“真有你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