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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太愿意相信；而独断专行之人，稍有恃强欺弱的倾向，就会动辄相信这一刻已经到来。所以，将自然之爱置于恰当的地位，以杜绝这一时刻出现，极为重要。
从一个低得多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能够做到这点。那位即将奔赴沙场的保王党诗人对自己的爱人说：
亲爱的，倘若我不更爱荣誉，
我便不会如此爱你。
对有些女人，这个借口毫无意义。荣誉只是男人谈论的傻话之一，是为触犯“爱的律法”（那位诗人正准备触犯这个律法）寻找的一个借口，因而罪加一等。拉夫雷斯可以放心地利用这个借口，因为他的爱人是保王党人，像他一样，已经承认了荣誉对人的要求。他无须“恨”她、坚决反对她，因为他们认可同样的律法，在这个问题上早已达成共识，彼此理解，此刻在面临抉择时，他不需要转变她的观念、让她相信荣誉至上。当比荣誉远远重要的东西面临危险、需要我们付出时，这种事先的共识尤为必要。事到临头才告诉妻子、丈夫、母亲、朋友，自己对他们的爱一直暗地有所保留——必须在“上帝之下”或“在上帝允许之下”，那就为时已晚。你应该事先提醒。毫无疑问，不是明确地提醒，而是通过无数次的谈话暗示，通过很多小小的决定所体现的原则提醒。实际上，你应该尽早让对方知道，彼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真正的分歧，以免婚姻或友谊产生。无论是最幸福的婚姻还是最真挚的友谊，都不是盲目的。奥利佛·埃尔顿在谈到卡莱尔和穆勒时说，二人对正义的看法有分歧，这种分歧“对于任何真正的友谊来说”必然都是致命的。如果所爱之人的态度中暗含着“一切为了爱”（名副其实的“一切”），那么，他的爱就不值得拥有，因为他没有摆正自己的爱与大爱之间的关系。
这就将我引到了本书必须努力攀登的最后一道悬崖之下，我们必须尽量将人类的爱与大爱（即上帝）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准确地描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只是就模式或象征而言，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准确的。即便在我们使用这种模式之时，我们也需要其他模式予以纠正。最卑微的人，处于恩典之中，也会对大爱本身有一些“由熟悉而生的认识”，对大爱本身有所“品尝”；但是，即便最圣洁、最智慧的人，对终极存在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认识”，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类比。虽然借助光我们能够看见其他事物，但是我们看不见光。同样，有关上帝的陈述都是我们从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中作出的推测，因着上帝的启迪，我们得以认识这些事物。我之所以努力贬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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