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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农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为大比（乡试）之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八月，全国各省的省城都将要普行乡试。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今京津地区）、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对于丁酉年的乡试，天下莘莘学子已经翘首期盼了三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将发生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即使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页。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