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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母亲
我生平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Physical），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的陈述手术过程时，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最终总要醒的，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陷。但是没有这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浑身没三两力气。有时我会跟她叫嚷：“妈妈，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真够‘孝顺’的！”她仍是不理会，只是像个坦克一般闯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