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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自己放进来的并不是个温雅男孩，而是个温雅盗匪。我十分冷静，拿出谈判态度说：“你是想要钱吧？”
他说：“是。”他将一件利器顶在我的腰上。大概是刀。
我从书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张二十元的钞票。我把信封递给他，说：“全在这儿了。回头你慢慢数。”
他接过信封，那件利器又抵得深一些，说悄悄话似的对我说：“不许嚷，等我下楼以后再嚷。”
我说：“好的。”
他轻盈敏捷，一步三格地下楼去了。我当然不会等他逃远，马上大喊“救命”！此楼充盈着温暖灯光的家家户户全无反应。正是晚餐时分，每个家庭都围坐在餐桌边息声敛气地听着我凄厉的呼救声，同时用眼神相互制止援助行为：这图景是我事后想象的，它是我对芝加哥的一系列失望中较重大的一次失望。
年轻的抢劫者完成了逃亡之后，一位邻居带一丝羞惭对我说：“应该报警。”警察们在五分钟后到达，又是两个大汉，又是那副见多识广的慵懒模样。他们问了三遍前因后果。一个问，一个躬身在写字台上做记录。正常尺寸的写字台在他的身材对比下，顿时发生了比例差错。我一面述说经过，一面看那个伏在案上活受罪的巨人，那厚实庞大的臀部磐石一般，带有粉碎性的摧毁力，紧紧锁住它的裤子随时都有绽线的危机。
警察们认为错主要出在我这里：不该根据相貌、气质、衣着的体面程度来判断人的好与歹，因此他们对我缺乏同情是为我好。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我对芝加哥的险恶远远没有觉悟。
第二天我来到邻里的警察站，从一本相册里辨汄那个少年抢劫者。每一页都贴满了人的正面、侧面头像，密密麻麻的五官弄得我头晕眼花。我合上相册，对他们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另一大册。几册看下来我要虚脱了。这个五官的海洋把我对那少年抢劫者最后的一点记忆淹没了。
那以后，我时而接到警方的电话，说新近逮捕了一批少年犯，问我可否配合他们，辨认出那个猎获过我的少年人。我正为各门功课忙得不可开交，支支吾吾地推托了。我渐渐感到那一百元给我换来的是一连串不得清静的日子。抢劫者不知去向，警察们就只能逮住我。我第三次来到警察站，站在一扇玻璃窗后面看审讯，据说玻璃的那一面是看不见我的。这种所谓的“配合”使我忙碌的生活又添了许多忙碌。每次“配合”结束，我尽量让自己想开：我至少拿警察们练了英语。
学期进入了严冬，晚间课结束后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