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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草率地听从了旁人的规劝,从而打消了重回广州的念头……
那时候,母亲和外婆都是极力主张重新返回广州去的。但是,这只是她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毕竟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定。
1946年8月期间,当父亲从广州回来后,便接受了博中高福桂校长的盛情聘请,从沙中上到博中担任体育教学。于是,母亲、外婆和我们便只好暂时留在家乡务农了。
就是因为父亲当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于是,从此以后,便给他带来了他终生无法挽回的过错,并而感到无限的后悔与遗憾!
结果,便造成了后来在土改复查时,因为在解放前三年“顾工剥削”,和一些说不清的其它原因。结果,给母亲评上了一个地主成份。
就是因为这个“地主成份”的牵连,使得在土改后的近三十多年以来,便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远大前程,和带来了不少难以言说的磨难和痛苦……
我记得,父亲生前在我们的面前,也曾多次提到过此事:
“要是当初不听信海秋、组和等人的话,就不会有……”。
看来,他的确是有点“后悔”莫及的感慨。就是因为当年这种不多考虑的草率和武断的错误决定,使他懊悔终生。但是,在人世间上,那里会有“后悔药”卖的?
我从小到大常常看到,父亲这个一家之长,一贯在家里都是具有绝对权威,一言九鼎的。
有时候,他要想干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旦由他决定以后,谁也就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得了的。可是,有时候,他却又会不自觉地走到另一个极端方面上去,就是“偏听偏信”且“武断专横”……
正是:
抗战胜利想返穗,梦寐以求未能回;
误听旁人一席话,偏信专横知后悔。
只怪当年大气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还只有十六岁的尹妹,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升不了学,又暂时没有什么工作安排。于是,父亲就随便叫她一人,独自回到老家插队务农去了……
要知道,当时在凤山,她一个人完全可以找到一些日工、零工干干的。并且,也完全有能力可以自食其力地解决自己的生活。
到了1968年以后,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年代中,除了在外工作的伊妹以外,其他几个弟妹,也全都是他“安排”,先后回家乡去的。
到了后来,才陆续地进行补办回乡知青等的有关手续的。其中,我和尹妹并未能领得到当时的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