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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感到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在她无原则的宽容，无歧视的布施，她的存在哲学和理性化的西欧文化间，我意图在表现超越雌雄范围的雌雄关系。两种文化在接触的初始，亦像两个性别的个人，其中有大量的暗恋、怀疑、冲突，而媾合也不能说是最终的，媾合中会产生和谐因素，但也会产生大量敌对因素。
再比方我写《雌性的草地》，把母性（或雌性）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是雌性中原本存在，是与生俱有的）和为主义理想的牺牲融混起来。主义理想成为雄性体，与原始的雌性牺牲的自然品质产生结合。代表这个主义理想的是指导员叔叔（政党政权的代表）以及红马《她们崇高爱情的客体）。但我最终寻求的是雌性粉碎这个结合，击毙红马，背叛叔叔，回归自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不止以上那几对雌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与畜之间，人与荒野之间，都有类似的相互吸引、相互折磨、相互钟情和敌视的关系。比如，那些女孩子们用自己洗身体的水去喂自己的坐骑，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个细节时，立刻认识到这里面的性意识。雌性以自己独特的、个性的体嗅来软化一匹比她们高大有力多倍的马，这里体现女性的温柔的征服性和占有欲，从而使人和畜逾越他们类属的鸿沟，产生一种近乎性感的感觉。
我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爱情和性爱看成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我发现在我写“爱情”时，比如克里斯以心灵恋爱扶桑时，他并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在扶桑把自己的身体无限慷慨地布施给一切男性时，克里斯与她保持的心理距离显得尤其可贵。而克里斯占有扶桑的肉体时，恰是他从爱的伤痛中觉醒的时候。相似的，我在《雌》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命运安排：小点儿和骑兵营长的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爱情完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因此这爱情刻骨铭心却毫无出路。现在来回顾我自己的作品，我想当时在我的潜意识中对这样的爱情是向往的，又是批判的。这两年读Freud悟到：由美德、良知、理想而组成的超自我，往往代表牺牲，也就是死亡本能。那样纯粹的、不掺欲念的爱情，也只能在死亡中得到实现，得到安慰。因为爱情在这里与爱的对象已没有关系，主要是在爱“爱情”这个概念。这大概是我批判的。
在我其他作品中，我想我也在作类似探究：看看爱情究竟是不是存在，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我是指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