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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是我底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它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成的。现在算起来已经隔了八年了。最近趁着七版的机会，把它仔细校读一遍，删改了一些字句，交给书店改版重排。我在三四年前就有删改这本书的心思，但是被别的事情缠住，未能如愿。今天看完书店方面送来的校样，心里很痛快，这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然而同时我又起了一点感想。我仿佛又回到写这本书的年代去了。关于写这书的动机和经过，我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里说得很详细。这文章已收在我底《短篇小说第一集》中，不便附印在这里。我当时还写得有日记，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散失了。我还写过一篇《灭亡·作者底自白》，是对于某一些批评家的答辩，里面有一大段话叙述我自己对杜大心这个人物的看法，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
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底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底弱点。不过象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成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止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止自己底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止自己底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就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