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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有一些黄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的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唻、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亦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