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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100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30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30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30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映一两个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给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在那里头看的！”
“哪个电影？”我问，看他是不是在胡诌。半年前在火车站，他和妈根本谁也没认出谁。
“六二年春上。”姥爷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对，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妈演的哪部电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手上一壶开水，烫冻实的井头。我就赶紧撂下壶，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没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脚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是电影，你看。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说：‘你女儿长得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