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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着他，向他强调说我们出现在这里不合时宜，还有这个街区和我们的街区有很大的区别……
“您相信吗？”他突然打破了沉默，这时我们已经进入了迷宫一样的小巷里。“看那里，在这个后院里有一辆马车的门上有徽章，难道是属于住在这里的一个脚夫的吗？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小酒馆的窗户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大礼帽。我相信脚夫可不会戴那些礼帽。”
“这倒是没错，”我没好气地承认说，“但是我们已经不在刚才那个街区了。我们正在往西走，而且……”
“那就忘掉您吹毛求疵的臭毛病吧，阿齐勒。您这么做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毫无积极作用。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当然是为了我们的调查工作！还能是什么其他原因？该是时候找个酒吧了，在酒吧里我们能够更方便地讨论问题，我可以向您解释所有这一切。”
我劝告自己要冷静，同时我想到了维德科恩德警官所接手的棘手案子。他上次夜访通报了第三起系列谋杀之后，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很自然，在那次夜访之后，苏格兰场的干将对于欧文关于凶手动机的假说只是部分满意。他当时的回答是：“为了追求艺术而谋杀，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东西出现在小说里比出现在现实里更可信。”从逻辑上讲，我赞同警官的看法，尽管欧文的意见看起来很有道理。凶手的动机仍然毫无头绪，警方只好仔细地调查三个受害者的情况。很自然，在三个人当中，托马斯爵士的生活看起来是最引人注目的；说白了，他的身份地位注定了他最有可能拥有大量的对头。欧文还另外秘密地调查了托马斯爵士身边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亚历山大·瑞雷的新情报。玛丽·多蒙小姐的情况也是一样，不过她有一些特殊之处：她具有法国血统（就像她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她一个人单独住在通不瑞治镇，在一家服装工厂里工作；她生性内向，朋友很少。维德科恩德并没有能够找到案发那天陪伴着玛丽·多蒙小姐的女人。玛丽·多蒙小姐唯一的家人是她的弟弟，岁数比她小很多。他住在英格兰北部，很少来探望玛丽·多蒙。
从表面上看，三个受害者之间毫无联系。但是在前天，维德科恩德又来找我们，他面露喜色地宣布：“亚历山大·瑞雷和玛丽·多蒙可能相互认识，因为这两个人都出生在普利茅斯，都在那里度过了一大段的童年时光！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相近，都是五十多岁！”
托马斯爵士也是这个年龄段。但是很可惜，事实证明他从来没有踏足过普利茅斯，至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