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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把不知怎么弄来的长文章，或者只有寥寥数行的短稿所谓义务广告，登出来。出版商，作家，追求荣誉的殉道者，要永远走红才有饭吃的可怜虫，当初为了争报上的地盘，着实花过一番气力，使尽勾引笼络，卑鄙龌龊的手段。如今文坛和书业的风气完全变了，许多人听到从前的事只当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那时大家对新闻记者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奉承巴结，无微不至。批评界和出版业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不必一再申说，只消讲一桩故事就可以明白。
①当时报纸必须缴纳印花税，按发行额计算。寄递报纸的邮费不但不象近代有特别优待的价目，反而收费很高。
当时有一个气派十足，存心要做政治家的人，年少风流，当着一份大报的编辑，成为某家出名的书店的娇客。有一天正是星期日，有钱的书店老板在乡下招待各报的重要记者，年轻美貌的主妇把那赫赫有名的作家带往屋外的大花园。书店的掌柜是个德国人，冷静，古板，做事有条有理，一心想着买卖，挽着一个副刊编辑一边散步，一边商量一桩生意。谈话之间，两人出了花园，走近树林。德国人瞥见林木深处有个人很象老板娘，他拿手眼镜一照，急忙挥手叫年轻的记者不要开口，赶快回头，他自己也小心翼翼的退回来。记者问：“你看见什么啊？”他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的长篇书评不用担心了，明儿《辩论报》至少给我们三栏版面。”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报刊文学的势力。夏多布里昂先生写过一部关于斯图亚特后人的书，没人请教，在书店里变成夜莺。一个青年仅仅在《辩论报》上发表一篇书评，七天之内那部书就销售一空。社会上还不曾有出租图书的机构，要看书只能花钱去买的时代，有些自由党作家的著作，靠着全体反政府派报纸的吹嘘，能销到一万；不过也得补充一句，那时比利时的书商还没有翻印我们的书。吕西安的朋友们先打一阵冲锋，再加上吕西安的评论，很可以使拿当的作品无人问津。拿当不过扫了面子，并无损失，他稿费早已到手；道里阿却可能赔掉三万法郎。专印所谓时髦书的买卖，归纳起来只有一个公式：一令白纸的成本是十五法郎，印成书不是变成五法郎，便是三百法郎，看销路而定。这个盈亏问题当时往往取决于报刊上的一篇书评是捧还是骂。道里阿要推销五百令纸的书，不得不赶来同吕西安讲和。出版商由小霸王一降而为奴隶，咕哝着等了一会，尽量闹出响声，一边跟贝雷尼斯办交涉，总算见到了吕西安。骄横的出版商象朝臣进宫一般，满面笑容，同时摆出扬扬自得而又很随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