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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和政治委员黄甦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
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削弱。
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