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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