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在尼斯[1]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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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我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讲话的。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他们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拚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