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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迫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