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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孩子问,“欧洲人还没有仇视和害怕德国佬的时候,欧洲是什么样子?”
男子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整个人被摊开的报纸遮住了,只能看到镶边卡其布衣袖里露出的双手、下身浅色无翻边的华达呢裤子和脚上的系带军用鞋。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天,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一个丈夫和父亲,年纪尚未到四十。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读军校时的旧档案。如今他可是一名专业技术中尉了,刚学完进修课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还不知道被派到哪儿去服役。
他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甚至连手里的报纸也没动一下。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页中的专栏标题,而是一个图片标题:纳粹州长佐德尼亚被伴侣杀害。标题下方有两张模糊不清的远距离照片:一张是阴冷、油光满面、英俊的普鲁士人的脸。他从来没见过这张脸,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张是女人的脸,他曾见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想见它了。女人的脸比他十五年前见到的时候略显苍老,如今看起来不再是乡下人的脸了。四五年过去了,经过权力、毁灭、苦难和鲜血等盛典成功洗礼后,脸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经被永远地抹去了,那张脸已不再是一张乡下人的脸。在两张脸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则讣告:
【本报贝尔格莱德消息】
德国佐德尼亚州州长,冯·普鲁科纳将军,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个法国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国人。”男子说,“她是瑞士人。”
“什么,爸爸?”孩子问,“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走到大半山腰时,又能见到太阳了。越过铲雪机堆起来的一道弯弯曲曲、污浊不堪的雪墙,放眼望去,我们脚下的整个山谷都沐浴在阳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层静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静止不动,那摇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积雪似乎悬浮了起来,教堂的尖顶、高耸的烟囱,还有群山的侧翼,都笼罩在慢慢退却的最后一抹暮色中。寂静无声的塔顶、烟囱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顶上常年不化的积雪闪烁着玫瑰花、藏红花和丁香花的色泽,而山谷中已经是春天了,远在巴黎的栗子树也早已鲜花绽放。
这时,我们看到了葬礼。多恩在脏兮兮、坍塌的护墙处停下来,举起蔡斯单筒望远镜朝山谷里眺望。望远镜是他用五十里拉的价钱从米兰的一家当铺买来的,虽然只有一个透镜。但是多恩说,买它只不过花了两美元四十几美分,一个无透镜的蔡斯望远镜也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