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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一切都不算数，这黑头发、黑眼睛的小女孩是算数的。怎么事先没想到，她会和我相像？我怎么会忘记，一旦她和我相像我就会变得很没出息，想抱她、吻她、拥有她？我脸上出现了一个虚弱的傻笑，听周围的人夸新生儿和产妇，我不管他们是真诚地夸还是敷衍地夸，我只把他们当成真心。我脸上虚弱的傻笑持续着，像电影女主角俗套的表演，像我妈妈生下我或亚当母亲生下亚当。像我妈妈站在机场，看我走入海关，那样的笑法。
从菲比走出我身体的那一时刻，我和她突然建立了一种新关系——我们彼此脱离而致的创伤使我们遥相呼应，成为分作两处的整体。我马上辨得出菲比的哭声，梦萦魂绕地从深深的走廊进入我无论多沉的睡眠。护士隔两个小时就把婴儿们推进病房，一排小脸蛋我只需瞄一眼，便认出菲比。护士说这样两小时一次的母子会面是让双方习惯彼此的相处，也让乳汁早些成熟。
菲比在我枕边，我嗅着她新生儿甜滋滋的气味，听她呼呼作响的喘息。我看得出她从我这儿取走的那些部分，耳垂、眉毛、头发、指甲。渐渐地，我只看得见像我的局部，而这些局部在不断扩大。我从来没这样惊讶过：我的这条命竟会有如此的复制。我惊讶得连亚当的缺席都忽略了。
亚当是第三天早晨来的，正赶上我出院。他从伴侣那儿回到家，看见了我的便条：“我去医院了。你若及时看见这字条，到医院来找我（或我们）。”他走出电梯时脸色相当苍白。菲比的预产期是在十八天之后，他的心理准备便欠缺了十八天。这大概是他面无人色的主要原因。他马上看见在柜台前办出院手续的我。一看我的样子，他顿时松了口气：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戏剧高潮早已过去。他咧开无血色的嘴唇，但它不能算个笑容。关怀还是有的，他凑上来双手按了按我的肩，像他的一个同事发生了某种重大不幸，他给予无从言说的慰问。也许我错了，他那动作的意味该这样诠释：他和一位同事共同闯下一场大祸，而那位同事一人顶下了责罚，他既侥幸又愧疚，还怀有满心敬佩，那样按按同事的肩，仿佛说：“够哥们儿！好样的！”不过如果事情倒回去再来一遍，他仍然宁愿把英勇和光荣全给这位同事。
我一字不提产床上的九死一生。五万块包括这些的。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孩子？婴儿室就是那间带大玻璃窗的屋。”
他却被拦在了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护士面无表情地向他要牌照。婴儿的父母各有一块和婴儿号码相符的牌照。他们的争执在回音四起的走廊里显得很嘈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