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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完了？干咱们这事，必须放松点，生死谈笑间，随他去了。不能像电影小说里那样，死个人一咏三叹。”
庆春看看他，表示理解地笑笑，但依然感叹了一句：“咱们都是公安干部人民警察，咱们出生入死为国牺牲，理所当然。可肖童不是，他上大学上得好好的，被我硬拉出来干这事，他死得太冤。将来还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在国外的父母交待。”
李春强只能劝慰，又说了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死得其所之类的话。庆春听了点头，但心里的伤痛一点没有减轻。她一连几天彻夜不眠，肖童和她相识相处时的每一句话，都依次浮上心头。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愤怒，每一次哭，都历历在目。她至此才后悔以前对他的冷淡和轻视。她对他的爱，他为她的事业所做的牺牲，回报得太少了，太被动了。以至于现在，肖童的全部音容笑貌，都出来缠绕她，折磨她。他的率直和好斗，热烈与开朗，男子气和孩子气，都不肯甘休地盘踞了她的脑海，无时无刻不刺痛着她那些已经伤痕累累的神经。
父亲是敏感的，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发现庆春不知什么时候在自己的皮夹里放上了她和肖童在司马台长城的相片，那是一张把两个人单独的相片剪贴在一起的“合影”。他没问缘由。直到客厅茶几上那个水晶相框里的照片也换上了肖童，并且在照片的一角，压上了一支枯萎的玫瑰时，父亲才小心地问了庆春。
庆春没有隐瞒，如实告诉父亲，肖童失踪了。
父亲问：会出事吗？
她说：会。
父亲沉默了，他的沉默是对她的一个抚慰。也许父亲和她一样，非要待到此情此景，才会想起肖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可爱之处。
父亲和肖童显然也有一种特别的缘分，他是在肖童失踪后，第一个真切地听到他的声音而且证明他还活着的人。他接到肖童那突出其来没头没尾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庆春。庆春几乎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她在当天傍晚带了一个小组离开北京赶赴广州，又在第二天由广东省厅派出侦查员和她一起赶到了离汕头不远的新田村。在与肖童顺利接头之后，她马上用手机与广东省厅和北京进行了联系，建议改变当晚逮捕欧阳天的方案，等待香港贩毒组织与他交接毒品时一网打尽。当一切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散在村东的便衣警察就紧急报告说，欧阳天带了好几个人突然离开了新田化工制剂厂，驾车不知去向了。
她没想到案子到了最后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