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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父亲加入了防疫大队，迈出了成为 外科医生的第一步。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不惜放弃在杭州的生活，他作为防疫大队的队长来到了嘉兴地区后，打算离开防疫大队，进入嘉兴的医院。可是嘉兴的领导却希望他去担任嘉兴地区卫生学校的教务长，我父亲拒绝了，来到更小的地方海盐县。海盐刚刚创办了县医院，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我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
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尽显才华，他给很多血吸虫病的患者进行脾臓切除手术。这可是大手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都是腹部外科里的主任医生主刀，而
且干得满头大汗，一次手术需要七、八个小时。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每天切除四、五个患者的脾脏，熟能生巧之后，一次脾臓切除手术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左
右。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生活在杭州，我母亲在环境优美的浙江医院工作，而且她喜爱杭州，喜爱美丽的西湖，她不愿意离开杭州。
我父亲在每天切除了几个脾臓之后，就会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小办公室里，用处方纸给我母亲写信，他在信中把海盐描述的像是天堂一样。我没有读到过这些信，不过在我离开海盐到北京生活后，从父亲给我的来信里，我发现父亲的文笔不错。可能就是这不错的文笔，用描述杭州的笔调，描述了当时又破又小的海盐。父亲接连不断的花言巧语，让我母亲信以为真，以为海盐是一个缩小版的杭州，她决定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带着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中国社会里严酷的户籍制度，在过去那个时代里，让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工 作，只有死亡可以让这个人离开，就像是一枚铁钉被永久地钉在那里，直到生锈断裂后才会获准离开。我母亲放弃了她在杭州的户口，也将我和哥哥在杭州的户口放弃了，这在当时意味着我们永远失去了杭州。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坐上前往海盐的长途汽车时，踏上的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那年我三岁，我相信母亲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走出海盐的长途汽车站时，她内心的失落难以言传。她见到的真实的海盐，与我父亲信里描述的海盐毫不相干。后来，她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母亲有时候会说起我们在杭州时的生活片断，她都是带着怀念的情绪去说，说到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时，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幸福的神色。这时候，我就会沉浸到无限遐想之中，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