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勇把葡萄送到火车站时告诉她，在他上前线之前，一定要把她娶过来。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窗子跑。葡萄喊他一声：“二哥！”

他看懂她的嘴形了，笑着纠正她：“叫我少勇！”

她也看懂他的嘴形了，点点头。但她还是喊：“二哥，你不能不去打呀？”

后面这句，他看不懂她的嘴形，站下来，光笑着摇头。

志愿军打过鸭绿江不久，关在监狱里的几百个犯人悄悄传说夜里带走的人不是转移，是枪毙。这天夜里，再次听见铁门打开关上的声音。又过两天，一个人起来去墙角的尿桶小便，惊醒了同号的另外一个人，这人是个教过日本人舞九节鞭的武功师傅，平常最沉默，这夜半梦半醒突然发出一声尖厉的长啸。同号和邻近的几个号里的人几乎还在梦里就和上去一块叫啸起来。刹那之间，整个监狱五六百犯人全部投入到这个团体长啸中去。一个警卫向天开了两枪，啸声却更加惨烈，更加阴森，另外几个警卫慌了，向天打了一串又一串子弹，监狱的铁栅栏、玻璃窗都被这啸声震得“嘎嘎”响。

警卫们跑着，喊着：“不许叫！再叫打死你们！”

可没有用。因为所有犯人都在一种精神癔症中，就是集体中了梦魇，怎么也叫不醒。巨大的梦魇缠身扼喉，五六百人叫啸得声音龟裂、五脏充血、四肢打挺。叫碎了的声音带一股浓腥的血气，凝结在污浊的夜晚空气中，后来他们肉体被消灭，还滞留在那里。

惊天动地的长啸已持续了八分钟。其他警卫们也从营房赶来。不久，驻军派了五辆大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朝这个发出兽啸的城关监狱赶来。

只有一个住在城里的九十岁老人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语：又是监啸。他小时听老人们说过监啸，但他那时的老人也没和他解释。只说几百囚人其实已经灵魂出窍了。后来杀他们，杀的只是他们的肉身，他们的魂魄早飞走了，啸声是魂魄从阴界发出的。

这五六百人里，没叫啸的只有一个人，孙怀清。他在头一个人发出啸声时就一骨碌坐起。因为他根本没有睡。他听着周围人发出的都不是他们本人的声音。他在这啸声中什么其他声音也听不见了，连枪声也没听见。那啸声密密地筑起一层层墙，他听到的是空寂无声。

离着四五里路，是孙少勇的陆军医院。孙少勇这夜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没有睡。他正走在值班室外的走廊上，突然听见“、啊、呃、噢、呜”的兽啸。他想到院子里去听真些，走过门厅的镜子，他见自己一张死人脸。军帽下，葡萄给他剃短的头发根根竖直。

只有那个九十岁的老先生看了看大座钟，啸声停止在三点一刻。这回监啸持续了二十五分钟。三点一刻时，孙少勇已回到了值班室。本来不该他值班，他主动要求代人值班。由于他父亲的拖累，他已感觉到在部队进步很吃力。他得比别人多做少说。他听远处的嘶啸终于停了，枪声还在零星爆响。后来他听说了这次不寻常的事件叫做“监啸”。再后来他从有关精神病理学的书中找到一点推论，说监啸是人在极度恐惧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潜意识爆发的一次宣泄。这种嘶啸不受人的生理支配，也不受理性控制，属于癔病或神经症现象。但具体的病理根据，却始终不能被证实。孙少勇军医不知道只有他爹孙怀清没给这次大着魔裹卷进去。他在这一夜值班的八小时里，抽出一碗烟头来。早晨他背着两手走出值班室，头发里带着蓝灰的烟。

他走到政委办公室，把一张纸从门缝塞进去。那是他从三点一刻开始写的一份反省书，里头把他自己骂得恶着呢。他在反省书最后一段说：“坚决支持政府镇压恶霸地主、暴动首领孙怀清，本人主张对孙怀清尽早执行枪决。”

史屯人知道孙二大要被送回来枪决是监啸发生的第三天。史屯离城远，有一大片河滩地，作刑场可是不赖。自古以来，一杀土匪那里就是刑场。打孽打得最恶的时候，胜的一家也把败手推到这河滩上杀。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那里一下毙了上百个共产党，洛城破时日本人也在那儿活埋过国民党十四军的将士。河滩两岸都是坡地，观看行刑可带劲。给带到河滩刑场上枪毙砍头的都是好汉。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十八年后又是一个共产党！国民党将士也不赖，对日本鬼喊：我操死你东洋祖宗！历代土匪都说：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二十年后老子又来啦！

葡萄见过一大片人头长在河滩上，下半身埋土里。那年她十三岁。再往前，她见过十八条尸首让老鸹叼得全是血窟窿，又让狼撕扯得满地花花绿绿的肠子。那年她十一。还往前些，她见过打孽的胜家把败家绑去宰，那年她八岁。每次她都不是和村里人一块到河滩坡上去看。她一个人悄悄下到苇子丛里，要不就是杂树林里，趴伏成一个小老鳖，看那些腿先站，后跪，末了倒在血里。那次她趴在苇子里，见一大群腿铐着大镣就站在她旁边。她听见那些人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但那些腿的膝头都是软的，撑不直，还打颤。有时枪毙完了，带枪的全走了，她见一些孩子们的腿溜进刑场，找地上的子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