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献一枚花环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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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有希望！……”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对此一番热情昂扬的激励，我是唯恐辜负的。那个时期，我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于是觉得，文学奖是距我遥远的东西。梅新先生在电话中又高一个调门，对我说：“这个奖你一定要争取，啊？”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强按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很绝对的夏天，连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到夜里一点，浓咖啡似乎正在劲头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出《少女小渔》。
《少女小渔》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读到他的身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极隔绝的一种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乐观、热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从新的爱情的召唤”。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笔直，爱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我总有感觉，人如梅新，即使肉体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强健精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