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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她和他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他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枝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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