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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让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閧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 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阅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