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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因为太过狠毒、太过暴躁而久久难以消失。
当我们再次看到艾米丽小姐的时候，她已经发胖，头发渐成灰白。随后的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直到完全变成了银灰色，此后才不再变色了。在她七十四岁去世的那天，头上仍然是充满活力的银灰色，犹如脑袋灵活的人的头发。
打那时起，她家的正门始终紧闭不开，这种状况维持了六七年的光景。直到她四十岁时，她才开始出门教授瓷画课程。
她在楼下的房间里开设了一间画室。萨多里斯上校那代人的女儿、孙女们被定期送到那儿。她们兴高采烈，如同星期天送她们去教堂做礼拜一样。她们还将二十五便士投入募捐的盘子中。与此同时，艾米丽小姐的税务已经被免除。
后来，更新的一代人成为小镇的骨干和灵魂。学画的学生们长大了，离开了画室，却不再让她们的孩子带着颜料、枯燥的画笔以及从贵妇人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去她那儿学画了。老宅的正门在送走最后一位学生后关上了，而且是永远地关上了。当小镇提供免费邮递服务时，唯独艾米丽小姐拒绝人们将铁质门牌与邮箱安在她家的大门上，而且她也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说。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我们眼看着黑奴的头发越来越白，背越来越驼，还依然提着购物的篮子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照例给她寄去税单，一周后保准被邮局退回，上写“无人领取”。偶尔我们会透过一楼的窗户看见她——她显然已经把楼上的房间封存了起来——如同神龛里的半截雕像。她的眼睛到底是在看着我们，还是没有看我们，我们一直分辨不清。就这样过了一代又一代，她是那么尊贵、安宁、怪异，让人捉摸不透，又无法回避。
现在她去世了。她在布满尘埃与阴影的老宅内一病不起，只有那个老黑奴服侍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生病了。我们早就不从老黑奴那儿打听她的事情了。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可能也从不和她说话。他说话大声，嗓音粗粝，干巴滞涩，仿佛很长时间都没说过话了似的。
艾米丽小姐是在一楼的房间里过世的。她躺在笨重、挂着床帏的胡桃木床上，头发灰白的脑袋枕在黄色的枕头上，枕头因为常年不见阳光已霉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