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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卡其服，围着邮购来的领巾，打着太阳伞，慢悠悠地在商店里出出进进，往人行道上扔果皮和花生壳。他们像羊群似的缓慢移动，安详泰然，无动于衷，把过道通路塞得水泄不通，上下打量那些来去匆匆、烦躁不安的穿着城里人的衬衣、戴着硬领的人，神情犹如牲口或神祇，宽厚温和、神秘莫测，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受时光的控制，因为他们已经把时光留在那生活节奏缓慢而无法衡量的田野、那在午后的黄色阳光下长着玉米和棉花的碧绿的田野上了。
霍拉斯在人群里走动着，不时被这从容不迫的人流推搡着，却并不感到急躁。有些人他认识；大部分商人和专业人员都记得他还是小孩子时、青少年时或当同行律师时的模样——透过稀疏的洋槐树杈形成的屏障，他可以看到二层楼上他和父亲开业当律师时用过的又暗又脏的办公室的窗户，玻璃还跟当年一样没经过肥皂和水的洗刷——他不时停下脚步，在人流挤得无法挪动而又不忙于走动的地方跟别人说几句话。
杂货店和乐器店门口的收音机和留声机互争高低，使阳光灿烂的空气里充满了声响。在这类商店门口，一群群人常常站着听上一整天。打动他们的是那些曲调和主题都比较简单的歌谣，诉说着痛失亲人、因果报应和忏悔罪行的歌谣，歌声硬邦邦的带着金属味，歌词含混不清，由于静电干扰或唱针滑动而毛病更为突出——从仿木机箱或带碎石花纹的喇叭里响亮地发出的跟躯体脱离关系的人声，下面是那些听得陶醉的人的面孔，那些长年累月伺候专横傲慢的土地而形成的迟钝多茧的手，忧郁、严峻而又悲哀。
那是在星期六，在5月里：因农忙而无法离开土地的日子。然而到了星期一，他们又来了，大多数人都来了，一群群一簇簇地围着法院大楼在广场上站着，既然来了就在商店里买点东西，他们身穿卡其服、工装裤和没佩硬领的衬衣。整整一天，有一群人站在殡仪馆的门口，带课本和不带课本的男孩和少年靠在玻璃窗上，鼻尖贴得几乎扁平了，而那些胆大一点的孩子和城中比较年轻的男人三三两两地走进去看那个叫汤米的人。他躺在一张木桌上，光着脚，穿着工装裤，脑后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鬈发黏结着已干的血，被火药灼焦了，而那个验尸官坐在他身边，低着头，努力想法确定他的姓氏。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连那些在乡下认识他有十五年的人和难得在星期六在城里看见他的商人都不知道，只记得他光着脚，没戴帽子，目光痴迷而茫茫然，嘴里含了一块薄荷大硬糖，面颊鼓起着，模样怪天真的。据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