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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那本子的最后藏着她留给我的信。
是一张空白的纸，需要加热才能显出字来。
她说：她对不起我，也对不起阿娘。
是因为她的缘故，那人才会得以进入她的办公室，偷走经她过手的模板。
她发现时为时已晚，她只能尽力去做补救。
她找到了那人藏经济情报的地方，点了一把火。
只是可惜，她动静太大，引得那人醒来，连忙救火。
模版虽已被毁，但其他的情报被抢回泰半，她也被踹伤。
她始终记得我和她说过，我们是这条战线上的最后防线。
于是自感没有尽责，也深恐牵连于我，唯以一死赎罪。
她在信的末尾对我说：“我等不到你了。原宏，再见。”
我在她为数不多的照片里选择了她立功受奖的那一张。
裁去我的那一半，作为遗照。
对外只说，是意外落水而亡。
而我承担起了照顾常夫人的任务。
每月按时给她寄钱，冒充韶华的口吻给她写信，出差时去探望陪伴她。
常夫人在幸福中离开人世。
她死在1939年的夏天。
战争来临，我依然漂泊各处，做着维持汇率稳定的工作。
后期又跟着一位冀先生辗转于重庆和南京，进行有关经济的秘密工作。
我在1945年前往香港之前，又回到了韶华在镇江的家中。
常夫人将这些信保存的很好，她用一个很大的相册。
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由我编造的幸福生活，还有几张蓝晒的照片，是我让人影印合成的。（注）
其实仔细看，还有些不和谐，也不知常夫人是否起疑。
我将那个相册随身携带。
1949年的夏天，在电台播完《客途秋恨》曲后，插播了一条有关局势的最新新闻：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
彼时，我正透过西营盘家中的藻绿色百叶门看向外面灰白色的海面。
楼下中药铺的小学徒正仰头大叫，请我下去听电话。
我沿着唐楼窄而长的木楼梯匆匆下去。
电话那边是同事，他因刚从大陆过来，消息自然更快一些。
果不其然，第二天，《星岛日报》即刊登有关上海战事结束的消息。
接下来几个月，飞一般发生了许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