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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神道碑铭,里面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背后隐情尚未查清。
孙衣言碑铭一出,舆论大哗。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后,此刻也无力回天。审案已经长达八个月之久,前后介入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位,依旧是最初模棱两可的结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实在难以预料。只有息事宁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书郑敦谨的行为。他在张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江宁,明显表示出对定谳结果的不满。曾国藩赠送他二百两白银作为路费,以曾之为人,这已经是很慷慨了,还特意声明这银子出自廉薪。不料郑敦谨一点都不念旧情,分文不取,银子全部退回。倒是随行的两名郎中伊勒通阿、颜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两银子。郑敦谨离开江宁之时,曾国藩率众地方官员到江边相送。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郑敦谨一改常态,愤然登船,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只留给江宁人一个萧然而苍凉的背影。
离开江宁后,郑敦谨的心绪并非就此平复下来,心头百般复杂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惭愧,又是不甘。他到达清江浦后,会见了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便刻意停留了几日。不久,张文祥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来。郑敦谨勃然变色,声称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长沙去养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并代他辞官。
郑敦谨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师交旨要重重治罪。两名郎中极力劝阻,却丝毫不得要领。追问郑敦谨辞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正是当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招致朝野唾骂之时有感而发的话。
当日,郑敦谨不计后果,坚持坐船回了长沙。他本是带着雄心壮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来,然而形势始终比人强,尽管他有“铁面无私”的美誉,却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屈服在形势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满腔愤懑地离去。郑敦谨历有名绩,《清史稿》对此评论说:“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复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郑敦谨离开后一度十分恼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马新贻是一个,郑敦谨又是一个,这还像什么话。还是恭亲王奕訢代为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