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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科场案自上而下，死伤无数，惩罚之严酷，牵连之广阔，为科举制建立以来所未有，确实令人心惊胆战。忽视此案背后复杂的背景不谈，顺治皇帝之屠刀大举确实对科场舞弊者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此后五十年间，没有科举大案发生。然而，科举是通往权力的门槛，给人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大，虽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记了血的教训。
康熙五十年（1711）为辛卯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觉得天凉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还没有完全从大学士张玉书病死的伤痛中恢复过来。
张玉书，字素存，号润甫，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时年二十岁，自此步入仕途。这一年，刚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后的五十年，张玉书亲眼见证康熙如何从一个受权臣钳制的小皇帝成长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鳌拜、平三藩、打败噶尔丹。对康熙皇帝而言，张玉书不仅仅是臣子，还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伙伴。张玉书病死后，康熙皇帝亲书挽章，又亲作挽诗，并对身边的亲信大臣说：“朕自幼读书，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来，许多大学士都以年老告辞林下怡养，朕常使人存问。凡在朝诸臣，朕待之甚厚，他们也矢忠尽力，历数十年之久，与朕同白了须发。朕念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
实际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并不是这些同白须发的老臣的离开，而是他感到这些人辞世、告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美好的时光。从谢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确实，帝国的皇帝明显地老了，“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丧最孤独的时候，传来了本科江南乡试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来源，就是被他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闱乡试，正主考官为副都御史左必蕃，广东顺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副主考为翰林院编修赵晋，福建闽县人。二人都是京官，为康熙皇帝亲自挑选，派往江南主持乡试。
左必蕃、赵晋二人一到南京，两江总督噶礼便亲来拜访，礼遇甚隆，令左、赵二人大感意外。
这个噶礼来头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第四代孙，母亲还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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