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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药的时候，我真害怕。他生梅毒。”
“梅毒？你要当心啊！”我吃惊地说；接着我又问。“他不是吃长素吗？年纪又这么大，怎么会生梅毒？”
“哪个晓得他会生这种病！到第三期了，一身都烂了，臭得很。我真害怕……”她把下嘴唇咬了一下，便转身走开了。我知道她到对面那一角给病人换药去了。
我替她感到不快。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帮助她。对那个老人的命运，我并没有多大的关心。只是那个中年公务员的有苦无处诉的苍白脸孔却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打击他应当用怎样的力量去忍受啊……
我倦，我头昏，大绷带（它另有一个正式名字，但是我却叫它做大绷带，这是专用来绑肚皮的）使我气闷，我的背压在大绷带的垫布上很不舒服，我的四肢酸痛。我不能再用思想了。
白天我的心境还好。我没有感到特别的不舒服。我只是虚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兴致。我想睡，也能睡；不过我容易惊醒，醒后更觉得疲倦。
夜给我带来了痛苦。电灯光，哪怕是从条桌的上空远远地射过来的，也会刺痛我的眼睛。病人的谈笑，哪怕就只是偶尔的几句，也像利爪似地搔着我的脑子。偏偏一到晚上，他们（第三床，第八床，第九床，还有那个等着挖眼睛的第十二床）就大声讲起种种的笑话。我烦躁，不安，伤口痛，肚子胀。我一闭眼就觉得那根细的橡皮管从我的鼻孔伸进来。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说不出的厌恶。我的思想，我的记忆全破碎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脑子里装了一堆渣滓，一堆碎玻璃。
昨晚比今晚更难熬，痛苦似乎就不会有终局。人世跟我离远了，我仿佛陷在地狱里受苦刑。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安静，可是那些轻病的病人却带说带笑地吵个不停。他们快乐的声音就像许多木棒在敲打我的脑子。第三床用牙齿敲着拍子低声唱歌。第九床讲着笑话。第八床哼着小曲。这其间第十二床还插嘴进来，要第八床唱《十八摸》，第八床并没有理他，他自己却色情地唱起来：“伸——手摸在——姐姐的……”我真想打他一个嘴巴！我又想大声叫喊，可是我没有力气。我头痛，伤口痛，四肢痛。我怕我不能再忍下去。我以为我的末日已经近了。但是我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应该休息了。人家病重的，刚开过刀的，晚上需要安静，你们这样吵不是故意给人家添病吗？”
“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病人这样答了一声。病室里立刻静下来了。我看见杨大夫穿着白色工作衣立在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