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忆回来了 (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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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