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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蓝了，却始终不吱一声。
我说“现在十二点半了，我明天一早——六点就搬，不行吗？”
他说：“你们必须现在搬，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声：“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让我们睡在马路上吗？！”
三位都吓一大跳。他那一口远比他们标准的中国话大出他们所料。
我只得给各家旅馆打电话，看看谁肯在这个时辰收容我们。终于找到了玄武宾馆。
我对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长官说：“请你们出去，我们得换衣服和收拾东西。”
年长的警察说：“要快些，你们不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的。”他根本意识不到我刚才的话里有要他难为情的意思。
我们拖着行李从弄堂走出时，各个黑洞洞的门窗里都有人头人脸。我顿时想，他们对于别人的风化问题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宾馆，我们仍无落足之地。因为我们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们买去北京的机票了。给朋友打电话，他说他买不来机票，买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护照，我不能给你们开房间。”柜台小姐说。虽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张半老警察脸还是受看得多。
“我们已经很累了。”我说。
“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说。
我先生的话显然被理会了。小姐指指大厅一头：“你们可以在那边的沙发上休息。”她表情说：我已经再慷慨没有了。
我们看看没戏，只得拖着行李挨到墙边沙发上，休息。
早晨四点，朋友取回了护照，我们才被赐了间房。我先生却整个地没了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边喝边给南京市长写信。
我们回到美国，跟朋友们嘻哈地讲这事，都当笑话听了去。
我们现在还记着那位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现在可还忙着为国家除害，夜闯民宅，捉奸捕盗。但愿他那正义感是真的。
我渐渐不再讲这事，因为我渐渐发现它的不好笑。无奈的是国还是自己的，因为家在那里头，不回去不成。我常对许多不懂中国的人说：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该去看看。我这样说时，企图笑得真切并且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