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电影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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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
我就是在这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