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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让这沉默淡淡地涂上了一层悲哀。突然间那个又瘦又脏的长脸在我的脑际浮现了，于是我看见那双亮了一下的眼睛，微动的嘴唇和长满疥疮的右手。我并没有忘记这最后的一瞥！他要跟我讲的是什么话？为什么我不给他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让他在垂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现在太迟了！
“黎先生，我们再朝那边儿走走，好不好？”小孩忽然用带哭的声音问我。
“好，”我惊醒过来了。四周都闪着月光，只有我们站的地方罩着浓影。我费力地在阴暗中看了这个小孩一眼。我触到他的眼光，我掉开头说了一句：“我陪你走。”我的心微微地痛起来了。
我们默默地走过假山中间的曲折的小径。他走得很慢，快走到上花厅纸窗下面的时候，他忽然站住，用手按住旁边假山的一个角说：“我在这儿绊过跤，额楼<sup>[1]就碰在这上头，现在还有个疤。”
“我倒看不出来，”我随口答了一句。
“就在这儿，给头发遮住了，要不说是看不见的。”他伸起右手去摸伤疤，我随着他的手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
我们沿着墙，从玉兰树，走到金鱼缸旁边，他把手在缸沿上按了一下，自语似地说：“我还记得这个缸子，它年纪比我还大。”过了两三分钟，他朝着花台走去。后来我们又回到桂花树下面了。
“到里面去坐坐罢，”我站得疲乏了，提议道。
“不，我要回去了，”小孩摇摇头说；“黎先生，谢谢你啊！”
“好，我知道你家里人在等你，我也不留你了。你以后有空常常来玩罢。”
“我要来，”孩子亲切地答道。他迟疑了一下，又接下去说：“不过听说哥哥有调到外县当主任的消息，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们全家都要搬走了，那么将来爹回来，也找不到我们了。”从这年轻的声音里漏出来一点点焦虑，这使我感动到半天讲不出一句话。但是在这中间小孩告辞走了。临走他还没有忘记邀请我，他说：“黎先生，你明天一定要来啊。李老汉儿晓得我们的地方。”
我只好唯唯地应着。
我走进我的房间，扭开电灯，看见书桌上放了一封挂号信。我拆开信看了，是那位前辈作家写来的，里面还附了一张四千元的汇票，这是我那本小说的一部分稿费。他在信上还说：“快来罢，好些朋友都在这里，我们等着你来，大家在一块儿可以做点事情。”他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的确是我的老朋友，我三年多没有看见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