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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