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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此时，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她悄悄问女儿：伊是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