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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里,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难重重。
当我们放弃“没有清扫”“不干净”这些想法,而去关注泥迹可能显示的意义,那种意义显然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的,有关它的答案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那么我们也许能够获得纯粹个人的新鲜经验。
普鲁斯特在《复得的时间》里这样写到:“只有通过钟声才能意识到中午的康勃雷,通过供暖装置所发出的哼声才意识到清早的堂西埃尔。”康勃雷和堂西埃尔是两个地名。在这里,钟声和供暖装置的意义已不再是大众的概念,已经离开大众走向个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某个问题上进行了长驱直入的思索,那时候我明显地感到自己脱离常识过程时的快乐。我选用“偶然的机会”,是因为我无法确定促使我思想新鲜起来的各种因素。我承认自己所有的思考都从常识出发,一九八六年以前的所有思考都只是在无数常识之间游荡,我使用的是被大众肯定的思维方式,但是那一年的某一个思考突然脱离了常识的围困。
那个脱离一般常识的思考,就是此文一直重复出现的真实性概念。有关真实的思考进行了两年多以后还将继续下去,我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结束这种思考的能力。因此此刻我所要表达的只是这个思考的历程,而不是提供固定的答案。
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城市的十字路口说明了这一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以及将街道切割成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而且来与去各在大路的两端。所有这些代表了文明的秩序,这秩序的建立是为了杜绝车祸,可是车祸经常在十字路口出现,于是秩序经常全面崩溃。交通阻塞以后几百辆车将组成一个混乱的场面。这场面告诉我们,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们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情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