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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
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