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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旭。”
三言两语，平铺直叙中，说完了一条生命的消逝。
短暂得来不及酝酿任何悲怆的情感。
民警回过头，干巴巴地想说一声“节哀”，发现何川舟没有在看他，一道目光斜视向窗外，脸上也并未浮现出什么悲恸的神色，只是有些不在状态的飘忽。他觉得可能不合时宜，改口说道：“就是这样。”
何川舟接近残忍地维持着表面的平和，他有点不忍看，转了回去，发现之前还在蛮横叫嚣的陶睿明也已经陷入无尽的沉默中。
他没再说假的，或是不可能。自欺欺人撑起的防备终究没有抵抗力。
民警按着他肩膀，带他去隔壁审问。
另外一名同事引导何川舟去登记必要的信息，等她确认完签字后送她离开派出所
直到上车，踩下油门，拐过一段因车辆挤占而变得异常狭窄的单行道时，何川舟的感觉都还好。
她的内心很平静，不期然想起了何旭出事那天的事情。
当时警方告知陶母，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何旭，陶母无法接受，跑到一栋高楼的天台闹事，用自杀威胁，要求何旭出来认罪。
所里的同事给何旭打电话，不过电话是何川舟接到的。
她嘴上应了声“知道”，挂断后删除了通话记录。
她觉得对面那帮人就是群疯子，死活跟他们没有关系。想跳楼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给他们腾个清净的地方。
可惜这个秘密没维持多久就暴露了。
何旭洗完衣服从阳台出来，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所长苦口婆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劝他过来帮忙安抚一下陶母，因为场面真的很难看。
何旭脸色逐渐凝重，回了几个单字，挂断电话后，抬眼望向客厅里一言不发的何川舟。
两人无声对视着，谁也没有主动开口。
这种时候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是不真诚的、伤人的。
何旭想不到更好的结果，感到十分的挫败跟沮丧。他当时才四十多岁，可脸上交错的皱纹已经写满了沧桑。有些事情他再强大，再从容，依旧处理不好。
生活中有许多妥协也无法解决的事情。
何旭很轻地叹了口气，率先挪开视线，回房间换衣服。等出来时，何川舟站在客厅的储物架前拦住了他的路。
迎面的车辆开着远光灯，刺眼的光线迫使何川舟闭了下眼睛。
可能是因为长久不回忆而变得生疏，她已经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