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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土力学家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而地震工程学家刘恢先委员则反对两人的意见，接着数学家李国平也表示了批评。
然而，即使是在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送到大会的一封重要信件，也没有促使中科院加快决断“院士问题”。
此后，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至今。【4】
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自此次学部委员大会之后，此时的学部团已连续近18个月没能开会。
而科学院的干部任命、规划等，涉及人、财、物的重大事项，却都要通过它决定。
于是，中科院内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对现状很不满意：一边是学部也是由科学家们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另一边，各学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很难运行。
这直接导致了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的局面，堪称“两手都想抓，两手都不硬”。
由于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因此这绝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小问题。【5】
与此同时，随着院士问题开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见，特别是在学部委员中征询意见，更多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但在如何处理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关系方面，此时仍旧没有定论。【6】
面对上述现实困境与外在压力，中科院并没有完全躺平。
早在办院方针等重大问题还在讨论之时，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于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此时它还不是一个面向全国、仅有小部分的项目申请来自于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面向全国的科研基金。【7】
另外，科学基金制在中科院试行之初，就以“专家评审，择优支持”为特征，即明确了“谁来评”和“评什么”的问题。但由于同行评议处于先行先试阶段，关于“如何评”的工作规范较为简单。【8】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很清楚：一方面，此时国内的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同行评议，因此上述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相对规范和完备的同行评议系统；【9】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中国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同行评议中人情因素的影响等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