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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
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俩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
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赚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艺，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又去看一块地面。我告诉她：俩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
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