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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徐伯伯之所以在我离开的前一晚才把这个日记本交到我手中，是想我离开后再打开它，这日记本里的内容，既然徐家奶奶连自己的儿女都闭口不提，我也不想在这里打开然而，我却难以平复心中强烈的好奇、不安，与兴奋。
第二天，谢别了徐伯伯一家，我重新坐上回沪的列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这是两位外婆的挚友周碧青女士生前所写的一段回忆录。
扉页便是给两位外婆、母亲以及给我的一段话：
知瑜、怀姐，忆怀，小年：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了，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与知瑜和怀姐重逢。知瑜曾经在与我通电话时提到过，有兴趣将你们前半生的经历写出来，你说有些事情也许从我的角度、以我的笔写出来会更好些。
我知道知瑜和怀姐身上带着一些无法对旁人倾诉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也只有我知道，只有我。从1957年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这些事就连老徐我都只字未提，这也是当初我对知瑜和怀姐的承诺。
今天我打算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我想，既然知瑜和怀姐想我去写，那一定是要留给你们的后人。我很高兴能够执笔，将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爱与恨写给她们，呈现在她们面前。
……
我坐在这节安静的车厢里，看着那些我不曾知晓的故事，它们大多发生在晦国投降后，以及解放后的五十年代。那些在外婆们的信件中闪烁其词的光影，在这一本回忆录里如同一道道深深浅浅虚实相映的墨，在画纸上定格。
历史就像我身下这节列车的车轮一样滚滚碾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就如这车轮上的泥巴，碾作了尘土，灰飞烟灭。
我能做些什么呢？唯有将这个故事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