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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