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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和大兄张岱，又请王宗岳、穆敬岩和洪纪、洪信列席，王宗岳四人连称不敢，告罪坐了。
张原听大兄张岱说方才孙承宗曾来拜访，便亲自去把孙承宗一起请来喝酒，孙承宗与他比邻而居，又都是东宫日讲官，平日关系颇好。
孙承宗是朝中少数亲东林的官员，这次能平安度过三党把持的京察，与吏部文选司郎中王大智不欲扩大党争规模大有关系，而王大智之所以如此，显然受到了与张原那次密谈的影响，京官中对此早有传言，孙承宗心知肚明。
酒席间自然是张原讲述此次朝鲜之行的波折风险，并取出《丁巳朝鲜纪行》的日记册子给孙承宗、杨涟阅览——
孙承宗二十年前曾在边城大同考察数载，通晓边备虏情，看到张原日记中有大量辽东军情记载，更且识见不凡，不禁大为赞叹；杨涟固然是忠义正直之士，但对军务边备不甚熟悉，杨涟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边备而是党争，若是奸党盈朝那边备再强大也无用，所以不能让奸党把正人君子一网打尽，尤其是张原这种对东宫和天下士子有影响力的人物，决不能被贬出京，不然的话，即使以后东宫即位，但那时朝中左右都是奸党，新君想启用君子之党也极困难——
杨涟的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孙承宗也表示认可，孙承宗就张原日记中提到的兵部拖欠辽东军饷之事说道：“拖欠军饷固然动摇军心，但辽东与延绥、大同同样的弊病是‘兵多不练，饷多不核’，再多的军饷拨下去也填不满边关文臣武将的贪婪欲壑。”
杨涟点头道：“孙大人说得极是，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为关键，没有忠臣良将保家卫国，即便控弦百万、粮草如山也只足以资敌，辽东巡抚和都指挥使皆庸碌之辈，那李巡抚弹劾介子的奏疏就极其荒谬，但朝中有人就要借此大兴风浪，我以为大明之忧不在天灾而在人祸。”
张岱道：“想借这种事诬蔑介子那是黔驴技穷了，又有何惧。”
四个人一边饮酒一边纵论朝政，宵禁鼓响时，张岱与杨涟起身告辞，内院的素芝母子还有李蔻儿也已用了饭，与张岱乘车回泡子河畔，杨涟回会同馆。
孙承宗就住在张原隔壁，在杨涟、张岱走后他还坐了一会，对张原的这册《丁巳朝鲜纪行》日记爱不释手，要求带回寓所细读，张原道：“为表清白，破除谣言，这册日记我会尽快刊刻印行，让京中士庶都知道我张原去朝鲜做了些什么，是不是祸国殃民？——我要连夜把这册日记抄录一份，明日就交由书社制版，过几日再给孙大人阅览吧。”晚明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