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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了，是众多女性面临的重大问题。我要尽我的力量。我到电视台去宣讲我的主张，我的孩子和我离婚的丈夫都在看这个节目。临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吓得要命，一口气吞下了两颗强力镇静剂。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被阉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会给她们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医生不喜欢听“阉割”这个词，但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欢用最准确、最精当的词来描述状态，无论那状态有多么可怕。这些女人有权利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说，不要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女医生和过来人的话就可以听。女人伤害起女人来、背叛起女人来，也许比异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这里会更充分地暴露。
劝你做子宫摘除术的女医生会说：“你还要你的子宫干什么？你已经有孩子了，它没有用了。”在这种时候，女医生显示的是自己的权力。她只把子宫看成是一个没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摘除女人的子宫是医院里一桩庞大的产业。每年，妇女要为此花费出80亿美元。这还不算术后长期的激素类用药的费用。可以说，在药厂的利润里，浸着女性子宫的鲜血。所以，医生与药厂合谋，让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谎言。他们不停地说：“子宫是没有用的，切除它，什么都不影响，你会比以前更好。”面对这样的谎言，做过这一手术的女性，难以有力量说出真相，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特例。她们只有人云亦云地说：“很好，更好。”于是，谎言在更大的范畴内播散。
我并不是说，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就不能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在做出这个对女性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中，女性有权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说了很多很多。我都说了。我不后悔，可是我说完之后，在大街上走了许久许久，不敢回家。后来是我的孩子们找到我，他们说：“妈妈，你说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这个贺氏基金会，我这里有最新的全面资料。当一个女性要进行子宫和卵巢手术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我还组织全世界丧失子宫和卵巢的妇女来费城聚会，我们畅谈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许会感到自卑，觉得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们的聚会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和你一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种归属感。你会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