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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靠着一根针和一本电话簿就决定了他的姓氏：针掉在了“法雷尔”这个姓氏上。院长对此十分满意，要知道，她的针很久之前曾经掉在“科芬”[1]上头，这让她心生晦气，只好作弊，重新来过。
倒是他的名字省事不少，因为他是在圣巴尔多禄茂节[2]那天来到孤儿院的，所以自从一开始，他就叫“巴特”。可后来，稍大一些的孩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博莱特”[3]，甚至后来连孤儿院里的员工也都这么顺口叫他了。（没准这又是院长为了排遣他内心中的“孤立感”所采取的措施？）就这样，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进了文法学校[4]。
没错，文法学校。可又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跟文法学校也“格格不入”呢？
难道是因为他的衣服有那么一丁点儿不同吗？当然不是。他小时候还谈不上脸皮薄，只是显得有些不合群罢了。难道是因为他是个专心读书的书虫？肯定也不是：有半数他这种类型的孩子读书也读得很好。那么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所学校不适合自己呢？他听不进院长的良苦劝言，铁了心要休学工作，决绝得甚至都不像是个孩子的模样，院长辩驳不过，陷入沉默，最后批准了他的吁求。
可以想见，他也不喜欢工作。办公室离他那儿有五十英里远，并且由于他连一处普通的住处都租不起，只得栖身于当地的“男童院”。直到他进了“男童院”之后，他才知道原先那个孤儿院有多好。工作和住处犹如鱼和熊掌，只能勉强应付一个，却不能两者兼顾。而两相比较，他又认为办公室的工作是最为糟糕的。虽说这份工作舒服自在、轻松闲暇，并且从长远来看，还算有些奔头。可他觉得那里无异于监狱，不止一次地意识到时间与他擦肩而过，白白浪费。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就这样作别了办公室的生活；对未来显然也没有任何规划。某天，他走过一家旅行社，玻璃窗上贴着“迪耶普一日游”的宣传广告，大号的红色字体标着价格，正好是自己所有积蓄的总数——差不多半克朗[5]。即便如此，如果不是赶上老亨德伦先生的葬礼，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亨德伦先生是他一个“退了休”的同事，在他葬礼的这一天，办公室决定休假一天“以示敬意”。就这样，口袋里装着一整个星期工资又有一天假的他，带上了所有的积蓄，“出国”游玩去了。他在迪耶普玩得十分开心，即便他的法语只学了一年，说起来还磕磕巴巴的，也没让他觉得扫兴。可到了要回程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却突然蹦出了想要留下来的念头：他一到海港
